同学，你大概对读书这件事有什么误解
编者按：
昨天，“程门问学”推送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导读书目。有人拍手称好，有人表示质疑。评论中有几种声音，如：
这么多书读得完吗？
说文解字这种书真得要读吗？
读得懂吗？
有用吗？
语言、音韵、训诂类的书是用来读的吗？
不是学语言的，不需要读那么多语言音韵方面的书……
我想，以上这些人，恐怕对读书这件事有什么误解。
今天与大家分享南京大学徐有富教授的《怎样读书》一文。文章较长，但读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怎样读书
▲陈垣正在翻书
陈垣“年轻时按着《书目答问》买了很多书的时候，有人问他：‘买这么多书，念得完吗？’他回答说：‘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甚至背诵的。’”古今中外的图书虽然浩如烟海，但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用的书和无用的书。有用的书也可分为两部分：备读的书和备查的书。备读的书也可分为两个部分：泛读书和精读书。
梁启超指出：“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涉览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亳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我们先谈一谈泛读。
什么是泛读
陈垣所说的浏览翻阅，也就是泛读了。他说：“经史子集，笔记杂书、《素问》、《算经》等，都要翻阅。”在讲到《大戴礼》时，他说：“这类书可以用一星期的时间翻阅一过，所谓涉猎之功。”所谓泛读就是博览群书，广泛涉猎。过去中央大学饭厅有副对联，横批是“开卷有益”，上联是“撑起肚皮吃饭”，下联是“放开眼界读书”，指的就是泛读。陈垣先生在泛读方面就下过苦功。他的学生刘乃和谈道：
民国初年定居北京以后，当时他家住在北京城内西南角，贮存文津阁本《四库》的京师图书馆在城东北角。当时紫禁城前后的东西街道还是宫廷禁地，没有直达道路，必须绕道走，来回路程需要三个多小时。逢阴雨风雪，甚至要四个多小时。他每天清早，带着午饭到图书馆看《四库》，图书馆刚开馆就赶到，下午到馆员下班时才离开，就这样前后读了十年，把这部包括三千多种，三万多册的大丛书作了详尽的了解。
陈垣还谈到他在北京京师图书馆读敦煌卷子的情况：“十一年（1922）春，予兼长馆事，时掌写经者为德清俞君泽箴，乃与俞君约，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卷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显然，陈垣长时间博览群书，为他成为第一流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其凡还谈道：“陈垣先生教育子女，洽学应能既博且约，由博返约。陈乐素乃其长子，祖父期望甚殷，陈垣先生遂取名为博’。”
泛读的意义
首先，我们掌握的数据越多，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越全面越正确。《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反之，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会片面，就会不够正确。东汉时朱述元讲过一个故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之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那位辽东人之所以做出错误的判断，主要是因为少见多怪。著名学者岑仲勉甚至在课堂上说：“专家无常识。”他在《中外史地考证》前言还专门谈到专之过早的毛病：
记得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即便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毛病吧。试看王高邮父子、德清俞氏，他们的著作都是群经，成绩辉煌，相信他们的学习，不是开始便专于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
▲岑仲勉在工作中
凡著名学者都广泛读过许多书，如朱熹自称：“某旧，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
泛读不仅有助于我们判断是非，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些论著水平的高低，某位作家、某些作品的特点。不读哲学书历史书，就难以了解文学的特点；不读小说散文，不看电影不看戏，就难以知道诗歌的特点；不读《诗经》、《楚辞》乐府诗，就难以知道唐诗的特点；不读李白诗，怕也很难理解杜诗的特点。就拿写妻子的诗来说，李白的《别内赴征三首》其二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读来颇有点戏谑的味道，而这在杜甫的诗中却很难见到。鲁迅还鼓励学文学的要多看看文学以外的书，他指出：“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
其次，具有广博的知识，可以为我们从事专门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扬雄《法言·吾子》篇云：“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朱子举例谈道：“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逮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胡适曾指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又说：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惟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他的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样的学者也有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
陈垣也认为：“只博不专，难于有成；只专不博，学则不通。要博而后约，才能使学识成为金字塔形。”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也说：“学术史上文化史上如果没有广博而又深厚的基础，那就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伟大的专家，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例外的客观规律。”从事文学研究也不例外，钱仲联说：“我的体会，文学研究者或诗人词人，不应该是疏陋的文人，而应该是博览群书的通人。以研究文学为专门，同时对训诂、哲学、史、地、宗教、书画等都要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知识局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圆照”的。”
这是因为文学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正确的理解作品。胡适尝云：“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读过社会学、人类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你懂得的更多了。”（编者按：下举《诗经·关雎》例，此处略。）
▲胡适在办公室看书
而且，许多学问本来是不分家的，你要想将某一门学问钻研深透，而对其它学问一无所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曾指出：“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戴震也说：“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至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研究文学同样如此，故程千帆先生说：“研究文学而不管当时其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例如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艺术、社会风习、中外交通等等，就更必然地会限制了自己的成就。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懂中国的禅学史和绘画史以及唐代的地主庄园经济，对于王维的理解就不免陷于肤浅。” （编者按：下举王维诗例，此处略。）
第三，专业书与非专业书之间并无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专业书与非专业书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启发的。胡适曾讲过一个故事：
你们记得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的故事吗？达尔文研究生物演变的现状前后凡三十多年，积了无数材料想不出一个简单贯串的说明，有一天他无意中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忽然大悟生存竞争的原则，于是得着物竞天择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给后世思想界打开一个新纪元，所以要博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
所以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说：“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题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譬如诗歌同音乐、舞蹈、美术关系密切，我们读研究音乐、舞蹈、美术历史与理论的著作，对我们研究诗歌当然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程千帆深有体会地说：
世界上没有一种与其它科学绝缘的科学，它们之间必然会互相沟通、渗透，互为影响。也往往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科学领域。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果除了对于自己所专攻的某门科学以外，缺少其它知识，也对其他知识不感兴趣，就很难做到专精。而什么都知道一点，但都浅尝辄止，这样的人也很难称为博通。在广泛的知识基础上，深入钻研某一领域，乃是古今学者取得成就的通途。
而且正如梁启超所说：“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之。”所以为了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也要广泛涉猎各类书籍。
怎样泛读
那么，怎样泛读呢？首先可以读目录书，因为目录书往往会对某一领域的图书的基本情况作有系统介绍，将目录书认真看一遍就会对某一领域的基本文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对迅速扩大我们的知识当然是大有好处的。鲁迅就说过，“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鲁迅确也喜欢阅读目录书，许广平在《鲁迅藏书一瞥》中说：
鲁迅先生研究学问的方法很广博，大致对于前辈的从书目入手的方法也皆采纳，在他消闲的时间里，就时常看见他把书目看得津津有味，我却从不爱沾手的。有时鲁迅先生也解释给我听：“这是治学之道，有人偷偷捧住《书目答问》死啃一下就向人夸耀博学的了，其实不过如此而已。”我想鲁迅先生的披览，未必志在夸耀，而是他确实藏书无多，有时为了研究史学之类，或某种著作，只得借书目作参考之一罢了。因此他的藏书里随时遇到许多出版年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目。
▲鲁迅在书房
陈垣说：“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就是涉猎，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不求甚解’。”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陈垣先生读《书目答问》的效果，刘乃和说：“一天，他在学馆冯先生的书架上发现一本《书目答问》，翻看之后，喜出望外。从这本目录书里，除去经书外，他又看到了史、子、集各部书籍情况，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迈岀了经书的范畴，初步了解到中国古籍文献的情况，丰富了对文史方面的知识。”
程千帆在回答研究生问题时，也说过：“如果重新来过，还愿意从目录学入手。”而他给研究生上校雠学课，作业就是要学生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看一遍，写一篇读书的心得体会，目的就是要打开学生的眼界，了解我国古代学术研究概况。如果我们要了解20世纪文学研究概况，最好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乔默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看一遍。我们要了解专家、专书、某个专题的研究情况，也应当看一看有关的目录书。譬如我们想了解研究《楚辞》有哪些著作，不妨看一看洪湛侯等编的《楚辞要籍解题》。该书选择历代学术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62种研究《楚辞》专著，写出提要，主要介绍作者生平、成书经过，书的基本内容与评价及版刻情况等。《解题》部分的选目，力求体现出现、当代楚辞研究的成果。古今比例，汉至晚清占五分之三弱，现、当代占五分之二强。该书还附有《楚辞专著目录》，收录历代《楚辞》研究专书，注明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馆藏诸项。可见只要将此书读一遍，对《楚辞》研究简史及主要著作就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依据书目，系统地将某些书翻阅一遍更好。
其次，我们可以到学校图书馆、系资料室、书店翻阅专业书与非专业书；专业杂志与非专业杂志，文摘与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就不妨看看复印报刊资料月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该刊分目录索引两部分，凡目录著录的论文均予以复印，凡索引著录的论文，均标明篇名、作者、出处。从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
《庄子·养生主》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既然是泛读，就不必那么仔细。郑板桥说过：“《五经》、《廿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就某一本具体的书而言，我们不妨读一读书的序言、后记和凡例，因为书的序例往往会介绍书的宗旨、内容和体例，有些序言是别人写的，那些写序的人多为专家，他们通常会在序中介绍书的作者、书的写作情况与书的优缺点。所以先读下书的序言、后记，以及凡例，对我们了解书的大致情况是很有好处的。而对书的内容，可以采用鲁迅的方法，随便翻翻，他曾谈道：“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象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钱穆也曾谈道：“至于读书的方式，或直闯式，不必管校勘、训诂等枝节问题；或采跳跃式，不懂无趣的地方，尽可跳过，不要因为不懂而废读；或采闲逛式，如逛街游山，随兴之所之，久了自然可尽奥曲。”
泛读也不是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读。章学诚尝云：“多闻而有所择，博学而要于约。”“今贱儒不知天下古今未有无主之学，而以无所不涉为博通，是夸父逐日，愚公移山之智也。”张舜徽指出：“泛言一个多字，殊嫌不明。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之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又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也。”程千帆也说过：“我们可能都记得，鲁迅为了要搜集中国小说史料，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曾经仔细阅读并抄录古代类书杂记中有关资料，而于《通考》则仅仅翻检其《经籍考》而已。”
什么是精读
泛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我们的知识面，但是做学问光靠泛读是不行的，还需要精读。就读书治学而言，精读应当说更重要。《孟子·离娄下》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朱熹《孟子集注》卷四解释道：“言所以博学于文而详说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斗靡也。欲其融会贯通，有以反而说到至约之地耳。”章学诚《与林秀才》书也说：“大抵学问文章，须成家数，博以聚之，约以收之，载籍浩繁难穷而吾力所能有限，非有专精致力之处，则如钱之散积于地不可绳以贯也。”特别是在信息量急剧膨胀的现代，要想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一些成绩来，不得不在某些专门领域狠下功夫。钱钟书指出：“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重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所谓精读，就是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读。现代史学家郑天挺说：“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是细读，从头到尾的读，对照地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
精读的书，有的篇章要达到会背的程度。许多老辈学者都在背诵方面下过苦功，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介绍过自己幼年背书的情景：“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二十三日以后，正月半前后，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自天明起即背书，各书不背完，不能吃早粥。”许多专家学者都精读过一些书，如黄侃曾谈到他“《文选》盖已十过，《汉书》已三过，注疏卷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遍数”。
▲黄侃手批《尔雅正名》
精读的意义
精读的意义是可以加深对书的理解。三国时魏国人董遇很有学问，“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朱熹说：“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脚，少间便被惑乱。后来却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释，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近人汪辟疆强调熟读也是这个意思，他说：
熟读在深晓篇章大义，了无疑滞。苏轼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又楼钥诗云：“新诗熟读叹微言。”《朱子语录》云：“书贵熟读，读多自然晓。”此皆为熟读二字注脚。盖书无论新旧，文无论古今，往往初读一过，只得其粗，再读则别有理解，三四读则喻其精微。故贵多读，多读，即熟读之谓也。
背诵当然也有利于加深对诗文的理解。程千帆曾指出：“背诵名篇，非常必要。这种方法似笨拙，实巧妙。它可以使古典作品中的形象、意境、风格、节奏等都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一辈子也磨洗不掉。因此才可能由于对它们非常熟悉，而懂得深透。”
有的专家也指导学生这么做，黄侃即一例，陆宗达回忆道：“季刚先生指导我研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点三遍《说文段注》，他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经过自己钻研、比较、体会，三遍下来，理解加深了，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也豁然明白了。”陆宗达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他的学生王宁回忆道：“1962年4月，我把点读过的《说文解字注》拿去给陆先生看，陆先生一边翻一边乐，没批没改，只对我说：“再去买一部重点吧！连着点了三遍《说文解字注》。”后来，王宁也是这么指导研究生的，她说：“为了有效的保持传统，打好基本功，我一如陆先生当初带我们那样亲自带读古书，要求学生点读《说文》和《十三经注疏》，引导学生养成逐字逐句将一本书连同注疏一起从头读到底的良好读书习惯。”
有的学者还釆用抄读的方法来加深对书的理解，这实际上是精读的种方法。汪辟疆在《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一文中有“钞读”一节专门谈论过这个问题，并说：“友好如黄季刚晚年，余见其每日恭楷写经文三页。张阆声（名宗祥，海宁人）手写书几逾五千卷。黄、张二先生庋藏甚富，而必手自抄写者，盖以书非写不能精读也。”今人抄读突出的例子是冯其庸在文化大革命中抄《红楼梦》，他介绍道：
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毀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相通了许多。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总结！从此以后，我大概算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
精读能够为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缪钺曾谈到精读的好处：“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记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他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成自己的东西，招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亦容易联想，左右逢源。”许多专家学者都精读过一些重要著作，如姜亮夫深有体会地说：“在成都几年，我好好读了《诗》、《书》、《荀子》、《史记》、《汉书》、《说文》、《广韵》，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这是我自认为一生治学的得力处，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础功。龚先生（龚向农道耕）说：‘这些书好似唱戏的吊嗓子、练武功’。”就教学与科研而言，如果我们在精读的基础上，能够背诵数百篇诗文那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记得我们刚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当时的系主任陈瘦竹与我们新生第一次谈话时，使我们佩服不已的就是，他能成篇成篇、成段成段地背诵鲁迅《在酒楼上》之类的小说。后来我们上程千帆的历代诗选课，程先生一开始就说：“今天要丑话讲在前面，历代诗选讲汉代至宋代的五、七言诗，学生毕业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汉时，司马相如说读了一千篇赋，就学会了写赋。”
就学习方法而言，精读实际上采取了解剖麻雀的办法，会解剖一只麻雀，当然也就会解剖其它麻雀、其它鸟。我们通过解剖麻雀，知道了有关麻雀的许多知识;当然也就会采取同样办法，知道其它鸟类、其它动物的许多知识。我们在课堂上学的课程几乎都是概论式的，而治学当然必须读原著。如何读原著，精读几部书自然会掌握读原著的方法。
哪些书应当精读
哪些书应当精读呢？很多专家学者都开过必读书目、推荐书目，彼此都各不相同，对精读书有不同看法属正常现象。就读者而言，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专业方向也不会完全相同，不同的读者需要精读不同的书也属正常现象。今将程千帆的一家之言介绍如下：
《论语》、《孟子》、《庄子》、《左传》、《礼记》、《诗经》、《楚辞》《文选》、《文心雕龙》、《杜诗》、《史通》、《文史通义》、《四库提要》，这些书使我认识到祖国古代学术文词的美富。通过对于这些书籍的学习，使我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我自来认为，现在也还认为，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任何一个阶段和领域，对于先秦、两汉的典籍都必须认真学习，否则就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的大学生很少或几乎完全不学习古代经典著作，因此，他们对于后来从这些著作发展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仅无法深入，而且学习也感到困难。
这个书目有几个特点：一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源头书；二是文学、史学、哲学、典章制度、文献学方面的代表作，体现了作者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从事学术研究的观点；三是既重视理论著作，又重视作品，体现了作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密切相关的文献当然需要精读，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甚至一个人各个时期研究的课题也不相同，因此与各个课题相关的材料也千差万别，我们就不一概而论了。
▲程千帆批读王荆公诗集
泛读与精读的关系
泛读精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严家炎曾谈到过两者的辨证关系：“不值得精读的书而精读了，那就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反过来读书只贪图数量，不讲质量，什么书都翻翻就过去，那么学来的东西很容易变成浮萍，生不了根，没有多大用处。正确的方法是：浏览和精读相结合。一般的书可以浏览，重要的书、名著就需要精读；与自已研究题目远的书浏览，与自己研究题目关系直接的就精读。浏览的面不可太窄，精读的面不可太宽。浏览时碰到有用的不常见的材料，应该立即记下来。精读时则更应该自觉地做点笔记，把书中重要内容、资料，连同自己的感受和思考，都记录在分类的笔记本或卡片上。”
泛读与精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博与专之间的关系。陈垣曾经做过分析，指出：“不管什么专业，不博就不能全面，对这个专业阅读的范围不广，就很像以管窥天，往往会造成孤陋寡闻，得出片面偏狭的结论。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才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全面解决问题。不专则样样不深，不能得到学问的精华，就很难攀登到这门科学的顶峰，更不要说超过前人了。博和专是辩证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二者要很好地结合，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在专精的钻研中又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在它们的辩证关系中，精读与专应当起主导作用，泛读、博实际上都是为精读与专服务的。袁枚《答友人某论文书》云：“夫艺苟精，虽承蜩、画荚亦传；艺苟不精，虽兵、农、礼、乐亦不传。传不传，以实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仆以为专则精，精则传；兼则不精，不精则不传。”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博约下》所说：“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其《文史通义·假年》复云：“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屑之见也。”在章学诚看来，文献浩如烟海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要想遍读天下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他在《文史通义博约上》指出：“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已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
而且，既可以先博后专，也可以先专后博。通常强调由博返约，其实对我们大学生、研究生来说，先选定一个研究课题，为了高质量地完成你的研究课题，你不得不补充相关知识，阅读相关资料，所以由专转向博也是很自然的事。严耕望曾谈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研究一个问题，并不能说自己具备一切相关知识才去动手；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缺乏某些辅助知识，那就不免要临时抱佛脚，自我去补习，尤其是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技术。例如我研究政治制度，就不能不读一些政治学行政学的书，对于经济史有兴趣，就不能不读一些经济学财政学的书，为计量的需要，就不能不看一些统计学的书，为绘图的方便，也不能不稍稍学一点粗浅的地图绘制技术。”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泛读与精读分开来作了介绍。实际上学者每天不必专读一书，在精读某书的同时，也可以泛读另外的书。而且就某一本书来说，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其中某些部分可以精读，另外一些部分可以泛读。
>节选自徐有富《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第四讲《怎样读书》，为方便阅读，这里省略了引文出处
今日荐书
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
徐有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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